领导失效是社会溃败之象
数年以前，我因一个学术上的问题，电话采访过著名学者萧功秦先生。萧先生不仅耐心接受了半小时的访问，还叮嘱要把成文的东西寄给他一份。我初以为这是他的客气，刊物出版后倚着年轻人的懒惰，拖延了近一个月，没曾想期间萧先生两次来邮，叮嘱我“文字观点，都应审慎阅定”。例举此类小事，是为了比衬出某些地方*府不作为的大荒唐。由河南青年孙中界断指誓证清白而引出的上海浦东钓鱼执法一案，在区长姜樑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处理之后，一个多月时间，竟然落得“不明不白”。不仅浦东*府相关部门完全没有掌握任何问责进程，甚至连执法局承诺的经济赔偿，也丝毫未见兑现。孙中界以“断指”行为申冤求雪的勇气，放在清代也有滚得铁钉板的决心。时隔一百多年之后，我们重新拾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可以轻易看出，两个案件在早期和中期的遭遇和演变都大致相似，然而在真相大白之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沉冤得洗，却不一定能昭雪。在两宫太后的直接谕旨干预下，杨乃武、小白菜一案，被革职查办和牵涉的官员，从省部级至市县级，多达100多名。而上海钓鱼执法一案，在浦东区长姜樑公开场合郑重承诺“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付出代价、追究问责”的情况下，数月之久，竟然落入不知进展、不付赔偿的无序状态，实为社会大忧。中国历史，从早期“明主之治”到中期“*不出午门”直至末期“依忠臣不倒”后的分崩离析，类似情形，我们在晚明、晚清的社会残状中都屡屡可见。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担忧，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一种社会肌体细胞坏死和机能失效的沉疴难返。而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理论，也认为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制度性缺陷，那就是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位，它与改革中出现的“软*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些深层次矛盾相结合，就会导致渗透性的全局性糜烂和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