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早在多年前，人类便将花朵、种子、树叶、果实、根茎和树皮等当作药材使用。至19世纪合成药物出现以前，人类一直依赖传统药物（其中90%以上是植物药）与疾病斗争。英文drug一词，出现于14世纪，原指干燥的草药。中国古代称药物为“本草”，我们从“药”字的字形看，有个草字头。这也表明无论东西方，人们最早使用的药物来自植物。现代药物，民间俗称“西药”。其实很多现代药物都源于传统植物药的研究和提取。
一
古代西方的植物药
西方国家同样也有着悠久丰富的植物药用的历史。这一点，在目前国内的教科书中少有提及。
因为药材都是取材于天然的动植物，古代西方也有所谓“药食同源”的概念，就像我们认为吃长茄子能够降血脂一样，古代西医也发现了食用柠檬能有效对抗坏血病，肉桂可以治感冒这类经验性的规律。
公元77年前后，希腊名医迪奥斯科里斯(PedaniusDioscorides,约公元40—90年）完成了《药物学》（DeMateriaMedica）一书，记载了约种药用植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附有植物插图的草药著作。在西方现代医药学诞生前的多年时间里，这部关于草药治病保健的药物著作是西方传统医学的“本草经”。迪奥斯科里斯发现用曼陀罗酿的葡萄酒有麻醉作用，可用来治疗疼痛和失眠，以及手术前处理。这些含有阿托品的提取物再结合鸦片用于治疗疾病的方法风行整个古代西方医学世界，直到近代才被乙醚、氯仿和其它麻醉剂取代。
古代西医使用黑藜芦、蓖麻油、西瓜瓤作为泻下剂；使用白藜芦、香薄荷(牛矽草)、*胡萝卜根等作为催吐剂；使用海葱汁、芹菜、洋芫荽、芦笋等作为利尿剂；使用骆驼蓬治疗胃病、月经失调、癫痫、痔疮和伤口处理，等等。
古希腊的医生还经常使用肉桂、小豆蔻等香料给病人开处方。近代戴维·巴斯综合了很多实验成果来支持这一假设：“在30种已经做过严格分析的香料中，每一种都能杀死多种产生于食物中的细菌。其中洋葱、大蒜、多香果和牛至（又名小叶薄荷、奥勒冈草、披萨草）这四种香料都能杀死每一种单独的细菌”。
生活于公元～年古罗马时代的盖伦，对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药用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药物学著作中记载了植物药种，动物药物种，矿物药物种。盖伦还把数种草药混合成复方使用。他首先倡导使用的植物浸膏制剂，至今依然被称为盖伦制剂（GalenicalPharmaceuticals）。这一时期约相当于我国东汉的张仲景时代。
西方现存最古老的草药药典完整抄本是公元年（中国南北朝）时期，拜占庭公主抄写的希腊《药物学》（一世纪的著作）的手抄本，历经年。记录了4,药物和种药用。
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年）是古阿拉伯医学的代表，他在主要著作《Canon》（医典）中，收录了种药物，包括糖浆、软膏、搽剂、乳剂、油脂剂等。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率先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私人药店，从此开创了医药的分家。
中世纪欧洲医学所使用的药物较前更为丰富，其中有很多还被赋予各种神奇作用，而这些作用也是通过类似于我国的“吃啥补啥，以形补形”的取象比类而来的。比如，花有点形似眼睛的小米草被认为有明目作用，被称为“明目草（eyebright）”。人们也普遍相信形状与人体部位相似的植物，可以用来医治那个部位的病痛。例如番红花的根部和患了痛风而变形的关节形状很类似，应该就是治疗痛风的药草。栓一簇狗毛在被狗咬伤咬伤的伤口周围，或者狗毛烧灰敷伤口可以治疗狗咬伤，还因此成了一个类似于我国“以*攻*””说法的医学谚语——“hairofthedogthatbityou”。
我们最认可的至今仍在使用的益母草，它的英文名字居然是母亲草（motherwort），是不是很吃惊？看来西方人也知道并使用它给产妇活血化瘀。
欧洲的第一部官方药典是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新调剂大全（NuovoreceptarioComposito）》。公元年纽伦堡的瓦莱利乌斯医生编著出版的《纽伦堡药典》（原名《科德药方书》）是世界医学史上著名的药典，它的出现为植物药的质量标准化和规范化指明了方向。
有了药材，如何加工也是一个问题，我国的做法一般是把药物晒干然后用水煎煮，做成汤剂，或者是泡在酒里做成各种药酒。老西医往往也采用类似的方法，除了这些手段之外，他们还开发出了一种提取手段甚至影响到后来有机化学的发展。这就是水蒸汽提馏法。水蒸汽提馏法就是加热水产生蒸汽，然后把蒸汽通入切碎的植物中，这样植物里低沸点的挥发组分就会被蒸汽带出来，与用水煎煮只能提取水溶性物质不同，水蒸汽提馏法的产品大部分是不溶于水的有机物并以油状物形式存在，欧洲人称之为精油。
古西医用各种草药和花草炼制精馏并且当作保健品，有些用来内服有些用来外用。类似于我们现在喝XX药酒以及各类保健品，在一段时间内欧洲贵族的保健方式就是聚在一起嗑精油。
海德堡古堡的地窖里有一个药物博物馆。也是世界唯一的药物博物馆，那里展示着十六世纪海德堡城堡到十八世纪的药草和制药的用具。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中欧双方在对植物药的理论、药性的认识和组方方面，差距颇大。相较之下，中国的药物有着较严谨的理论指导，强调复方配伍和用药的协调平衡；欧洲的用药组方，则相对较简单，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燥者濡之”等逆治法为主。中医植物药并不是一枝独秀的奇葩，更不是唯我中华无它的瑰宝遗产，但它确实比古西医的植物药发展得更加成熟更加系统和更理论化了。
二
古代中医的植物药
传统中药是收载于中医药典籍的动、植物药。草药主要是指民间用药，少见或不见于药学典籍。用植物药治病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独有创举，然而把植物药、动物药或矿物药发扬光大，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民族能比中华民族做得更好。
西方植物药与中药是两个同源却完全不同质的概念。都是植物入药，前者仅应用生药，是植物化学的产物；而后者是炮制（例如炒制）的药，其功效与生品往往有很大差别。目前对于大多数中药材的有效成分还不十分清楚，然而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在中药材中可能起生理作用的化学成分，主要在生物碱类、甙类、挥发油、有机酸等几类成分中。炮制就是要保留有治疗作用的成分，去除无效甚至是有害的成分。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大概公元前多年前），主要论及52种疾病（实际记载了45种），是《*帝内经》之前很重要的一部反映我国医学发展水平与成就的经方文献，学术价值巨大。全书约余字，治疗方剂余首，余种药物。《五十二病方》与后来的中医经典不同，看不出阴阳五行学说的痕迹，难得提到脏腑，没有各个腧穴的名称。
《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以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是中医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由于受到术数思想的影响，共收载了种药物。“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以至遗落了许多汉代常用药物。
《伤寒论》相对于《*帝内经》来说，它没有天人合一等哲学上的理论，也没有云雨升降等自然描写，给出了相当实在的方（包括桂枝汤，麻*汤，大、小柴胡汤、四逆汤，葛根汤等）与93味药。在疾病面前，张仲景认为不同的中药可以对付不同的表面症状。
世界上第一部官方药典是公元年（高宗显废四年）由唐朝*府组织苏敬等20余人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比年编成的纽约堡药典要早八百多年。《新修本草》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载药种；开创图文对照之先例。可惜药图、图经全亡佚，本草仅存半数。但其基本内容仍保存在《证类本草》中。在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收集了不少外来药，如胡椒、阿魏、骐驎竭（血竭）、郁金、诃子、茴香、安息香、龙脑香等。
世界上第一个*府开办的售药机构是我国北宋（公元年）的熟药所。它从药材的收购、检验、管理到监督中成药（丸散膏丹）的制作，都有专人负责，且在前人基础上改进制药方法，创制了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许多著名中成药。
明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书于年，有16部、52卷，约万字。《本草纲目》的原始版本（金陵版）早已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本草纲目》源自日本，叫《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种，绘有插图1幅。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种，合种，其中植物种。
《本草纲目》在卷五十二有一篇“人部”，列出人体有三十五味可入药，包括人骨、天灵盖、乱发（“血余碳”），指甲（“人退”），牙齿泥、尿液沉淀物（“秋白霜”或“人中白”）、胎盘（紫河车），唾液（“金津玉液”）、体垢、阴茎、结石、胡须…，真个是“吃人大全”！李时珍用它们构成个医方。李时珍写“人部”还是十分谨慎，因为以人的物件为人治病，本质上已经陷入“吃人而救人”的悖论。他将无害于道义的医案详细记述。
根据记载，古欧洲人将木乃伊磨成粉，根据不同病症加蜂蜜、酒、糖浆等，当时在欧洲的各大药店，几乎都有木乃伊做成的粉末销售。把人体的遗骸莫名其妙当成治病的处方，这点中外皆然。翻开历史，大家“尝试错误”的过程，可味“殊途同归”啊！
三
中药的组方
“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从医学史来看，是先有单味中药，然后慢慢才有组合中药出现，而后才形成中药方剂。
古代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症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疸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初年《五十二病方》，出土于甘肃武威的东汉早期《武威药方》，以及对《伤寒论》产生直接影响的《汤液经》，里面都没有阴阳、五行说的痕迹，除去少量的祝由方术之外，内容完全是医疗经验的积累。《史记》中记载的医案和《难经》所论也少见阴阳，绝不见五行。
所谓经方，具体指中医经典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面的经典方剂，其配伍极其精当，用药简练，疗效明显。然而在后来的应用中却不一有效果好。这固然与环境、疾病谱、致病原因的不断变化有关，也与一部分中药材的退化相关。相对于经方而言，时方或偏方可能存在辨证未错，但是吃了没有效果的弊端。
西方传统植物药偏重单味药，中医植物药讲究四性五味君臣佐使，反映中医药理论。《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此为封建礼教思想的折射。究竟是以君臣佐使为组方原则，还是为组方结构，一直存在争论。中药组方中臣多于君，佐多于臣，使多于佐的比例往往脱离临床实践。正如王琦先生所说：“‘传统’不是‘过去’、‘古老’与‘保持原样’的代名词，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它在时空的延续与变异中，不断重构而充满生机”。现行《方剂学》教材选定的首方剂中，有50.48%的方剂配伍没有遵循君、臣、佐、使这一原则。
清代王清任（一年）是一位杰出的医学革新家。基于他对人体脏腑解剖的研究了解，提出了“血淤致病”的学说。他认为血液不流畅，淤积在某个器官或血管里，就影响了这个部位周围组织的生理功能，引起疾病。王清任认为隔膜的低处如池，满腔存血，名曰“血府”。于是根据“血府”可以产生“血瘀”的理论，创立血府逐瘀汤。他创立和修改古方33个，其中“补阳还五汤”是治疗冠心病、半身不遂的有效名方。
中医的配方，并非问题不多。中医历史上比较大的方剂学的著作里面有六万多首方，这里有有效的，也有不大有效的。中医方剂的剂量混乱，直到明代李时珍著述《本草纲目》时说：“汉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这是李时珍根据经验和当时社会的流行做法，做出的一个判断，但被后来者当成了铁律。
鲁迅曾经在他的小说里专门讲过中医配方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对中医中的“药引”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批驳。药引是引药归经的俗称，起“向导”的作用。“君、臣、佐、使”中的使药，就是俗称的药引。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里，就专门写到，江南一位名中医开出的药方中，“要一对蟋蟀，还非得是同一窝原配的”这样的“药引子”。显然十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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